【法院見解】法定刑vs處斷刑

 「「刑罰之制定」，乃立法者針對特定犯罪所為基本之抽象非難評價，呈現為刑法分則所明文特定罪名之「法定本刑」。而「刑罰之加減」，係立法者透過在刑法總則規定類型化之絕對或相對之刑罰加重與減輕事由，而就特定罪名對司法者為量刑框限之變動指示，展現於學理名為「處斷刑」之刑罰調整，以上皆屬立法者之刑罰制定。至「刑罰之適用」，則屬司法者之刑罰裁量，體現於法院就特定行為人所犯特定罪名，於法律規定範圍內所為之個案量刑。具體而言，相對於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所規定之基本類型罪名暨較輕之法定本刑，同條第3項前段增加「曾犯本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5年內再犯第1項之罪」之要件，並制定較重之法定本刑，以成立另一獨立之罪名，其乃犯罪類型變更之刑法分則加重性質，係屬立法者「刑罰之制定」，而非司法者「刑罰之裁量」。而刑法第47條第1項「受徒刑之執行完畢……，5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累犯，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之規定，則係總則性質之「刑罰之加重」。至同法第57條「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為科刑輕重之標準：……（列舉10款）」，則係立法者對司法者量刑裁量內涵之控制與指示，而屬「刑罰之適用」範疇。再者，刑法第1條揭櫫罪刑法定主義，其中「行為之處罰」一語，並明示其行為刑法之屬性，但刑罰現實上係加諸於行為人，行為人因其犯罪（即該當不法構成要件之有責行為）而受罰，刑法非難之對象，並非僅係單純之行為，實係行為人之行為，行為人短期內數度犯罪或再犯相同之罪，該等透過行為所表現出行為人敵視法規範之性格情狀（即特別惡性），由於對法益危害性之加深而提高行為之不法內涵，經立法者將相關之行為人性格情狀及對法益侵害危險性定為犯罪構成要件，而獨立成為基本犯罪之加重處罰類型時，揭示立法者嚴懲行為人行為之非難評價（即行為人責任），係著眼於犯罪之一般預防及特殊預防，藉以嚇阻犯罪而保護法益，並矯正行為人之惡性（即反社會性）以促其再社會化。刑法第185條之3第3項以「曾犯本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5年內再犯第1項之罪」為不法構成要件，其所配置之較高法定本刑，依其立法加重處罰之旨意，難謂未將行為人犯罪前科所反映之其主觀惡性或反社會危險性格考量在內，其加重法定本刑之刑罰作用，應認有針對行為人為特殊預防之涵意與目的。而以行為人犯行合於刑法第47條第1項之累犯規定而加重其刑，或以行為人有不良素行或犯罪前科，依同法第57條第5款規定，作為從重量刑之因素，不外均係偏重於針對行為性格情狀（即主觀惡性與反社會危險性）加以特殊預防之目的考量，此部分之作用具有相當程度之同質性，而非截然可分。又立法者就特定犯罪所制定之「法定本刑」，或附加特定事由以調整而加重或減輕「法定本刑」所形成之「處斷刑」，其刑罰均具有相當之裁量空間，於委託司法者確定個案具體刑罰之同時，授權其得在應報原理認可之範圍內，兼衡威懾或教育等預防目的，就與量刑有重要關聯之事項為妥適之評價，亦即於責任應報限度之下，考量預防之目的需求，以填補法定刑罰幅度所框架之空間，進而酌定其宣告刑，以期符罪刑相當之理想。依上述說明，可知重罪之法定本刑，與重罪之加重其刑，或重罪之從重、從輕或從常例量刑，三者之概念有別，且其間並無必然之關聯性。」（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874號判決參照）。